产贸融结合发展模式的
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产贸融结合”的理念最初由“产融结合”发展而来。其中，“产”指产业、实业；“贸”指内贸、外贸等贸易流通活动；“融”指金融，包含银行、财务公司、信托、证券、保险、基金等。在理论界，目前对“产贸融结合”尚没有清晰一致的定义，多数研究都是围绕“产融结合”展开。而“产融结合”，从狭义角度讲，是指在经济运行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以股权关系或利益共同体为纽带，通过参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进行的内在融合，具有渗透性、互补性、协同性、双向选择性等特点；从广义角度讲，“产融结合”还包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通过业务合作、业务服务进行的结合与互动。“产融结合”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寻求经营多元化、资本虚拟化，从而提升资本运营层次的一种趋势。
实践当中，“产贸融结合”则是指在产融结合的基础上，实业、贸易与金融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控股以及业务合作等方式，向其中某一领域或两个领域进行的自然延伸，以及内在的结合或融合。“产贸融结合”是产业、贸易、金融三大类业务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所必然产生的内在需求，该模式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各经济领域相互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更是“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理论的综合体现。
近年来，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国际、国内贸易业务，“以产带贸、以贸促产”逐渐成为诸多企业集团完善产业布局、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竞争实力的必然选择。贸易业务具有占领市场快、地域跨度广、现金流量大、变现能力强等特点，本身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而以产业为依托的“产贸结合”的发展模式，也成为金融资本的最爱。产业、贸易、金融三大支柱的相互补充、协同发展，已逐渐成为现代大型企业集团快速发展的依托。在此背景下，作为“产融结合”的延伸及最新表现形式，“产贸融结合”发展模式应运而生。
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当实体企业发展成为企业集团时，往往已步入成长期或成熟期，在这一阶段，企业具备了一定的资产规模和优势地位，如何巩固和加强自身地位、挖掘创新发展领域、谋求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产贸融结合模式的产生，对于集团性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根据国内外理论研究和企业经营实践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规模的“放大镜”。大型企业通过推进战略转型，采取富有成效的国内外重组并购和业务整合，可由单纯从事产品经营的专业化公司转变为产、贸、融结合的综合型企业集团。
在此过程中，产、贸、融三大板块通过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实现有效协同，纵向进行产业链延伸和资源整合，横向进行战略并购、重组，提高集中度和话语权，通过全面、灵活的企业运作形式，可以将原来属于企业外部的收益并入到企业内部，从而达到整个企业利润最大化、规模最大化的目的。
第二，风险的“润滑剂”。通过产、贸、融三个板块的整合，企业可以连通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各个环节，不仅能够扩大企业规模、扩展业务领域，更能通过多元化经营，有效降低整体风险。如在过去几年宏观经济下行、实体企业举步维艰的环境下，拥有金融业务的实体企业其业绩波动幅度普遍小于无金融业务的实体企业。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实践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几年江铜金融板块利润占比呈显着增长之势。此外，企业发展金融产业，也有助于逐步培育企业自身的金融能力，帮助企业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控制风险，通过资金流的价值管理保证资金、资本或债务安全，并最终实现企业的产业与经营安全。
第三，成本的“调配器”。对于大型企业集团而言，各关联企业之间、各子公司与外部企业之间、各企业内部，都会产生大量关联交易，通过产贸融结合的运作模式，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利用法律法规、政策，优化内部关联交易价格，合理配置集团资源，以达到税收等方面的成本最优，大幅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通过产贸融结合，企业可以将产业、贸易与金融共同置于一个集团控制主体之内，从而将相当一部分体外循环的资金变成体内循环资金，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第四，价格的“水龙头”。在某一行业内，企业的规模往往决定着其行业地位，进而决定其话语权的大小。在企业内部，通过贸易和金融结合不但可以实现集团产品的顺利销售，同时可以扩大集团外相同或相关产品销售规模，当市场规模达到一定份额，可以使其逐步成为整个行业的交易中心，从而充分享有市场的定价权。对于有色金属企业而言，利用规模优势夺取市场定价权，同样也十分重要。在国际市场中，通过产贸融结合的运作模式，能够实现多种产业的协同运作和各类资源的高度整合，从而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甚至对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主导作用。
产贸融背景下中国再生铜
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世界再生铜的产生量与经济情况、人口密度存在较显着的相关性，当经济景气、人口密度较大时，汽车、电器、房地产等的消费及更新换代加快，再生铜产生量增多；反之则再生铜产生量少。欧洲、亚洲及北美地区是全球再生铜主要产生地，但近几年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家电等涉铜产品的报废周期不断缩短，再生铜生产量逐渐增加，因此亚太地区再生铜产生量占全球再生铜量的比例逐渐升高，北美及欧洲等地占比逐渐降低。2016年，全球再生铜生产总量841万吨，较2015年860万吨小幅下降，铜价在2016年整体低迷下，再生铜产出有所下降，降幅主要来自亚洲。2016年全球再生铜主要产出地依旧为欧洲和亚洲，占比分别为28.5%和55.9%。2016年全球再生铜间接利用量和直接利用量分别为385万吨和456万吨，中国2016年再生铜利用总量为285万吨，其中，间接利用量和直接利用量分别为215万吨和70万吨，全球占比分别为55.8%和15.4%。
中国对再生铜的利用分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直接利用多以紫杂铜和合金再生铜为原料生产铜杆、铜棒和铜板带等，间接利用主要以紫杂铜为原料生产阳极铜，再通过电解产出阴极铜。2001~2008年，中国再生铜的直接利用量持续增长，主要受直接利用再生铜的大户铜棒和铜线杆产量增长的驱动，再生铜的直接利用量也得到快速提升。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铜价急跌引发再生铜进口大量毁约，进口量急剧减少。2016年，中国共进口废铜334.81万吨，较2015年365.85万吨减少8.48%。同时，铜价急跌也导致部分加工企业减产甚至停产，同时再生铜与精铜之间的价差也大幅收窄，从而减少了再生铜的直接利用量。此后虽然进口逐步复苏，但随着部分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升级，由于工艺对原料的要求比较高，基本采用精铜为原料，减少了再生铜的用量，同时铜冶炼产能的持续大幅扩张，使得冶炼企业加大了废杂铜的采购力度，直接利用量逐渐缩减，到2016年再生铜直接利用量减少至四分之一左右。我国铜冶炼企业废杂铜利用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其后也是逐年缩减，目前约占全国精铜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近十多年来，国内再生铜回收量增长迅猛，从2001年的25.7万吨增长至2016年的95.5万吨。其中电力行业是再生铜回收最主要的来源，几乎占到总量的50%，特别是自2009年以后，国家加大力度对电网进行升级改造，大大增加了这部分铜的回收。以中国铜的综合平均使用寿命20年左右测算，2019年以后国内自产再生铜量有望增速加快，能有效弥补进口量下滑带来的影响。
目前在国内，再生铜回收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多数再生铜回收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珠三角、浙江宁波台州以及天津保定等三个区域内，大都以人工拆解回收为主，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低。相比电铜、铜杆等产品，由于再生铜产品固有的特性，其产贸融结合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尤其是其金融属性，远不及标准化的电铜、铜杆产品。此外，随着2009年国家取消对回收企业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同时由于2012年初铜价一路下行，使得各地的拆解回收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大量企业关门歇业，市场供应显着减少，存余企业则是苦苦支撑等待市场转变。2016年底，受铜价触底反弹的利好因素影响，七类废料进口量有所增长。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1~7月，全国累计进口废铜213.9万吨，同比增加16.27%。今年7月，市场传言七类废料将于2018年年底完全禁止进口，而这一消息已被多方渠道证实，再生铜回收企业面临政策性转型的巨大压力。
随着国内回收交易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发展，电力、建筑、交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更新，国内再生铜回收、利用量逐渐增加，产贸融结合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再生铜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再生铜资源不断增多，我国再生铜资源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区域性集散市场初步形成，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我国再生铜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显着差距。在发达国家，再生资源包含范围极广，甚至连尾矿都属于再生资源，而我国再生资源行业只包括再生铜、废铁、废纸、废塑料等；七类废旧物资回收方面，中国仅为美国的1/4，回收总值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6。
二是行业缺乏专业、规范的回收体系。目前，在国内再生铜回收行业中，组织无序、管理失范、环保不达标的小回收主体，在行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近几年在铜价低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挤压下，再生铜回收行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从业人员大幅退出，更是加剧了这种不规范性。
三是行业回收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包括再生铜行业在内的再生资源行业普遍存在诸多技术瓶颈，大量的拆解回收仍以人工为主，回收环节分拣粗放，缺乏精细化分拣技术，加工利用环节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低，尤其缺乏处理规模大、经济效益好且具有带动效应的重大技术和装备。
四是成本激增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增值税难以抵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普遍存在税收负担偏重的问题，加之人工、土地、用电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同时由于当前环境下，电解铜和再生铜的差价空间的缩小，诸多铜生产企业纷纷通过进口铜精矿来代替再生铜，再生铜需求减少，进一步挤压了行业的利润空间，导致行业规模发展受到制约，再生铜供应也时常出现紧张。
五是在信用风险频发背景下产贸融结合模式备受质疑。2013年起至今，在国家去杠杆的金融环境大背景下，大宗商品领域先后发生了2013年3月上海钢贸、2014年3月超日债、2014年6月青岛港铜融资骗贷等数起标志性的信用违约事件。银行为控制风险，紧缩信贷，控制资金流出，加之相关企业的不规范运作，铜行业尤其是铜杆产品下游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大量企业出现严重资金短缺，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信用违约频发。受此传导影响，包括再生铜在内的整个铜行业信用风险均是陡然增加，曾经备受推崇的产贸融结合模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认为正是产贸融模式给企业造成了“灭顶之灾”。
六是利用产贸融结合模式对冲风险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再生铜企业在运用产贸融结合发展模式助推发展、对冲风险方面，始终比较保守落后，主要表现在国内再生铜生产商、贸易商很少使用期货工具虚实结合对冲现货风险；很少与下游冶炼厂签订长单，基本都是随行就市现货交易；铜价上涨过程中出货意愿强烈、铜价下跌过程中惜售现象普遍等等。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套期保值、长单销售等产贸融结合的风险对冲手段，再生铜产业链企业风险管控能力和手段严重不足，违约事件大幅增加。
关于再生铜产业
产贸融结合发展的思考
应审慎客观地看待产贸融结合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再生铜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在信用风险频发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贸融结合模式备受质疑，很多观点认为产贸融模式正是企业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必须停止运作，甚至出现了“谁运作追责谁”的怪象，可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客观、辩证、一分为二地分析，查找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企业自身制度、规范运作才是正确的选择。推进产贸融深度融合，加快再生铜产业战略发展，一是要在“稳”与“活”上做文章。产贸融结合要坚持“稳中求进、紧中求活、提质控险、协同发展”的主基调。一手抓稳，稳是前提，进是目的，保持业绩增长稳定和企业团队稳定。二手求活，要提高企业决策的效率，提升经营策略的灵活性，盘活存量、持续创新、激发活力，不断提升业务经营能力和效率，稳健高效推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产贸融结合发展与三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产贸融结合发展是实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内在的需要，是必然的结果。它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优势互补，是实现“以产带贸、以贸促产、产融结合”，开辟企业价值增长点的重要手段。其中，生产是价值创造过程，是贸易金融的基础；贸易是商品的交换过程，是价值变现的渠道；金融是跨时空价值的交换过程，是价值流通的载体。产融结合，纵向可以进行产业链延伸及资源整合，横向可以进行战略并购提升行业集中度和话语权。贸融结合是实现虚实结合经营，实现盈利模式多样化的重要手段。产业链可以嫁接金融、贸融之间也可以互相渗透，但三者相互之间一定不能错位、不能混淆，必须要有边界，这是产贸融发展的底线，也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回顾以往，行业内众多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之前运用产贸融结合模式顺风顺水，但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却纷纷出现信用风险和逾期账款问题，不是产贸融模式本身有问题，而是企业滥用了产贸融结合模式，在三者相互渗透时越过了边界，贸易过度金融化或金融过度杠杆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下一步要推动再生铜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要正确认识产、贸、融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发挥产贸融协同效应时确保不越位、不触线。
要充分利用产贸融结合，加快再生铜产业海外布局。随着我国对环保要求的日益提升，对进口固体废弃物监管日益严厉是大势所趋。今年7月，国家对七类含铜废料的禁止进口，实际上就是海关等部门加强对这类物资进口监管的例证。同时，由于从2011年矿企资本支出达到高峰，经过五年建设期，到2016年矿山达到投产高峰，目前全球铜精矿主要新增产能已基本得到了释放，未来一段时期全球铜精矿供应增速将逐步趋稳。2018年起，世界铜精矿的供需关系或将发生显着改变，铜精矿逐步趋于短缺，并且未来的缺口将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铜企业要迅速果断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自身或国内优势企业的国际贸易渠道以及国内产业、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深化产贸融渗透与协同，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外再生铜资源的开发和国际化经营，在再生铜资源富余、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建厂或园区，或者收购再生铜生产商和中间贸易商，建立全球再生铜贸易网络，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为优化中国铜企原料结构、保障增加原料供应、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提供坚强后盾。
重视深化产贸融结合，推动再生铜冶炼做大做强。再生铜资源是一种载能性资源，已经载有原生资源，主要包括加工过程中的能耗、物耗、设备工具消耗以及人力消耗等。使用再生铜资源，就是利用废旧产品附加价值，可以产生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因此，再生铜产业具有天然的绿色竞争力。实验数据表明，与利用原生矿产资源相比，每吨再生资源综合节能为1.1吨/标准煤，减少废水排放48.25吨，减少固体废物排放5.37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0.0234吨。每回收利用1吨再生铜，可获得铜料0.9吨，可节省铜矿石8吨。因此，可通过深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发挥实业的基础支撑、贸易的渠道触角、金融的价值载体作用，挖掘市场机会，集聚优势资源，高效发挥产贸融之间的协同效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大力推动再生铜冶炼做大做强，努力实现再生铜产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当前环境下，尤其要鼓励贴近市场和大型冶炼优势企业，加强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创新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集群作用，建立再生铜回收、利用、应用“生态圈”，努力实现回收、利用和应用的本地化。在这一方面，当前江西省鹰潭市已经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具备很好的条件，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值得期待。
要用底线思维谋主动，确保产业经营安全稳定。推动再生铜产业产贸融健康持续发展，合法合规是前提，再生铜企业除了要准确把握产、贸、融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外，还必须正确处理好风险控制与创新业务模式、风险控制与创造效益之间的关系，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对业务运作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可能性进行预判，明确可以把控的空间或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科学设立最低目标，掌握发展主动权，争取最好的结果。要运用好底线思维，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产融贸模式变革和加强监管的关系，着力在“改”和“管”上做文章。企业在革新产贸融业务模式的同时，坚决落实监管责任，以“强监管、治乱象、防风险、追责任”为导向，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内部管理和业务管理。二是正确处理产贸融风险防范与风险化解的关系，着力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坚持风险是硬约束、是第一责任，倡导树立“赔不起意识，建立化解风险就是创造利润”的风险管理文化，严控增量风险，消灭存量风险，点面结合，防化结合。三是正确处理好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着力在“严”与“实”上做文章。要以监管保稳定，在稳定中增强市场信心，促进企业发展；以监管求创新，在创新中提高竞争力和发展活力；以监管倡服务，在服务中提高监管水平；以监管保发展，在发展中化解风险，解决问题，缓解矛盾；以监管谋安全，在安全中确保长治久安。
希望政府层面加大对再生铜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再生铜具有双重属性，如果处置得当，就变成可利用的二次资源；如果处置不当，将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由于我国是贫铜国家，超过70%以上的原料依赖于进口，而大力支持国内再生铜产业发展，可以有限缓解国内铜资源的不足。因此，国家政府层面应进一步强化对再生铜产业的政策支持，针对再生铜产业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从废铜进口限制、铜企业“走出去”、增值税抵扣（减免）、回收站点建设纳入城市土地建设规划、规范产品标准体系、技术创新和装备引进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提高再生铜利用率，加快再生铜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绿色竞争力。
（本文由中国有色金属报根据吴育能在全国再生铜产业链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报告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