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通常对宏观经济发展有着较高的灵敏度。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系统性风险事件，对世界经济造成显著冲击，打乱市场对资产供需的预期，造成大类资产波动加剧。本文通过分析疫情冲击下伦敦铜波动率（CA）与沪铜波动率（CU）的表现，发现疫情对铜价波动的冲击影响是逐步减弱的，供应国和需求国疫情发展与铜的波动率关联性存在差异。 波动率对比
铜价的变化受到铜自身供需影响，而疫情冲击影响铜的供应和需求。2020年年初至3月，国内和海外疫情先后暴发，市场悲观情绪和恐慌情绪加速蔓延，伦敦铜和沪铜价格大幅下挫，波动率快速上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疫情的冲击无疑对其需求产生重大的打压，需求下降的担忧影响铜价的波动。伦敦铜和沪铜的波动率在2020年年初至3月期间基本同步，疫情的首次冲击对铜价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伦敦铜和沪铜的波动差异非常小。
随着国内疫情严控、全球逐步开启宽松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铜价逐步企稳，波动率急速回落，在2020年二季度、三季度维持常态波动。但是，疫情变动仍对沪铜波动产生关联性影响，智利作为铜主要的供应国，疫情对其铜供应端造成负面冲击。2020年5—6月，智利确诊病例新增数有显著的提升，伦敦铜波动率领先并高于沪铜波动率；而到了7月，铜需求国中国和日本的确诊病例新增数有显著抬升，沪铜波动率反超和领先伦敦铜波动率。随后进入三季度，国内疫情防控较好，经济开启复苏的预期强于海外，沪铜的波动率回落显著。
到了2020年年底，国内疫情和日本疫情再度暴发，但是局部的疫情并未对市场产生太多的恐慌，随着经济政策托底和预期恢复，市场对需求恢复的信心逐步提升。2021年3月，伦敦铜和沪铜再度大幅飙升，国内疫情严控较好，但问题出现在供应端，铜价的大幅波动受到了供应端的扰动。智利自2021年2月开始再次暴发疫情，2021年2月至6月，智利确诊病例新增数持续增长，伦敦铜与沪铜波动率关联性更大。
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大力普及，疫情对铜价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但国内电力短缺影响金属冶炼等厂商的生产经营，造成铜供应短缺。而且，中国对铜的需求存在四季度需求增加的季节性效应，加剧铜价推涨。在这期间里，智利疫情缓和，国内存在散点疫情但总体趋缓，疫情变量不再与铜波动形成明显联动。
通过上述对疫情发展和铜波动率走势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伦敦铜和沪铜波动率在疫情暴发第一年和次年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疫情暴发第一年伦敦铜波动率和沪铜波动率价差控制在12%以内，最高11.51%，趋势和联动程度较强。而疫情次年伦敦铜波动率和沪铜波动率价差在2021年3月高达17.44%。伦敦铜波动率和沪铜波动率走势差异分化在2021年期间尤其凸显，两者走势出现较为明显时滞。疫情暴发次年，铜的供需层面出现分层次扰动，需求国和供应国疫情防控程度和经济复苏步伐的差异影响国内外铜价的表现。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疫情期间，伦敦铜波动率与沪铜波动率有以下两个表现：一是在疫情暴发第一年，伦敦铜波动率与沪铜波动率联动性较强，随后次年逐步减弱。二是疫情暴发第一年铜需求国疫情发展与铜价波动联动性更高，疫情次年铜供应国疫情发展与铜价波动联动性更高。
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疫情期间伦敦铜波动率与沪铜波动率的变化，本文选取2020年2月7日到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4日到2021年11月5日这两个时间段来划分疫情暴发第一年和疫情暴发次年，以这两个时间段伦敦铜和沪铜的收盘价计算出30天历史波动率，疫情暴发第一年共有223个样本，疫情暴发次年共有204个样本。我们对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一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首先，通过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沪铜波动率与伦敦铜波动率的相关性从疫情暴发第一年的0.81下降到疫情暴发次年的0.31。其次，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显示，疫情暴发第一年伦敦铜波动率与沪铜波动率互为格兰杰成因，尽管疫情暴发次年伦敦铜波动率与沪铜波动率互为格兰杰成因，但是显著性水平要弱于暴发第一年。最后，构建OLS模型，通过智利和中国在疫情暴发第一年和疫情暴发次年的确诊病例新增数与铜波动率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确诊病例新增数与铜波动率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智利疫情暴发次年对铜波动率的调整拟合优度更好，而中国疫情暴发第一年对铜波动率的调整拟合优度更佳。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疫情冲击第一年，伦敦铜波动率与沪铜波动率联动性较强，随后次年逐步减弱。疫情暴发第一年需求国疫情发展与铜波动率关联性更强，疫情暴发次年供应国疫情发展与铜波动率关联性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