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钢铝贸易同盟”是由欧盟、加拿大、美国等组成的贸易联盟，旨在推动全球钢铁和铝业的环保可持续发展。该同盟通过实施绿色钢铝贸易政策，要求同盟内各国进口的钢铁、铝产品必须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以降低其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影响。本文针对“绿色钢铝贸易同盟”出台的影响、实质到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若干对位思考。
“绿色钢铝贸易同盟”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笔者认为，“绿色钢铝贸易同盟”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有限。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钢材生产国，钢材产量是世界总产能的一半，但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直接出口却很少，约占美国钢材总进口的4%。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我国的整体钢材出口份额并不低。例如，韩国60%的钢材从我国进口，韩国12%的钢铁制品出口到美国。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口受阻。由于“绿色钢铝贸易同盟”对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要求较高，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将被拒绝进口，将影响中国企业的出口。
二是竞争力下降。“绿色钢铝贸易同盟”推动环保可持续发展，使得符合标准的进口产品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而中国企业如果不能满足相应的环保要求，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会下降。
三是技术升级的压力。“绿色钢铝贸易同盟”意味着全球钢铁和铝产业将向更加环保、低碳的方向发展，中国企业需要加大技术升级力度，提高产品的环保性和质量。
“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的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政府，崇尚建设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实际上是国际强权政治的翻版，本质上是为了服务于美国及其西方伙伴的自身利益，维护美国的战略霸权地位。贸易战是国际间资源和利益争夺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深层的内核实质上还是货币战争。所谓货币战争，就是定价权之争，商品和服务的定价以美元计价还是以其他货币计价？本国货币是锚定美元、石油还是黄金或其他一般等价物？美国必须维护美元定价的世界性垄断地位，因为这是美国通过市场利率、汇率之手收割其他国家的“金手指”。
当新兴工业体（如金砖诸国）表现出崛起之势能和破防之愿景，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制订各种“新规则”以平衡、抑制新兴工业体的上升势头，抬高其破局门槛。
碳排放其实就是基于“同一地球村”的理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给世界各国讲的“故事”，“绿色钢铝贸易同盟”是碳排放之上的又一“紧箍咒”。换言之，这些政策和同盟的出台，使世界性的商品流通领域出现各种小圈子，进而发展出不同口径的互相限制和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又可能成为其他领域进行制衡和妥协的工具。
中国企业对“钢铝贸易同盟”的应对策略
既然这是强权工业国给后来的超越者下的“绊马索”，是增加后者的入局难度和抬高其破局门槛，那么破局策略可以从几方面考虑。包括参与定义到底什么是合理且利我的“绿色钢铝”；制定新的产业标准和交易规则，并在产业链的各个层面践行之；从技术、供应链、交易规则等层面获得后发优势；以及利用国家、区域联盟层面的政策性引导，形成自己的有影响力的圈子。
笔者试着分析中国企业可以采取的对策：
一是提高环保标准。中国企业需要加大环保投入，提高产品的环保标准，以符合“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等贸易伙伴的要求。
以铝产业链为例，2023年，预计中国铝矾土进口达到1200万吨，成为铁矿石后的第二大进口矿产品。以铝土矿到氧化铝的生产工艺，赤泥产生量巨大，其含碱高、含水高，单一消耗途径有限。赤泥成分复杂，直接利用难度大、成本高、缺乏系统指导标准、产品市场认可度差。
在笔者的业务实践中，曾参与美国氧化铝企业资产处置案例，接触并感受到美国氧化铝企业在绿色环保治理上的痛点。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面临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是一座海港城市，也是美国南部的知名工业城市，其GDP在2013年就已达到1800亿美元。新奥尔良的铝产业已有百年开发历史，多年的氧化铝生产，造成安迈铝业公司（Almatis Premium Alumina）堆积赤泥50万吨，规模更大的诺兰达铝业公司（Noranda Alumina）更是堆集赤泥300万吨以上，新奥尔良湾区两端有两片巨大的红土地带，即赤泥堆存地。赤泥灰尘定期在海风（甚至飓风）作用下飘向居民区。新奥尔良市政府不得不出动大量水车进行喷洒作业，以抑止城市扬尘，成本甚高，效果甚微。此外，飓风的严重次生灾害已使得该城市人口大幅减少，成为底特律之后美国第2个陷落的工业城市。针对赤泥污染，处理措施是非承重建筑用砖的烧制，但经过测算，从赤泥挖掘、搬运到烧结制砖的整个固废处理成本为120美元~150美元/吨，基本上没有企业愿意承担这样的治理成本。
在“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的影响下，中国企业应该学会制订规则，包括制订标准以及评估原则和体系。可以预期，我国在赤泥低成本脱碱、脱水技术及应用方面，在赤泥规模化绿色建材和路基产业化应用，在赤泥的无害化堆存与土壤化处置利用上有大量工作和提升空间，也势必积累更丰富的技术专利。这些将为国家碳减排、碳中和提供技术支撑，形成赤泥生态处置和循环经济利用模式。而中国治理标准的实践，也是我们制定碳排放之外的“绿色游戏规则”，并与西方成熟工业体和上游资源垄断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二是技术升级。中国企业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向更加环保、低碳的生产模式转型，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以“全球钢铁气候理事会”（GSCC）为标志的美欧钢企成立的“绿钢俱乐部”，主张高炉钢和电炉钢应适用相同的“绿色”标准，即低于同样的碳排放标准。众所周知，传统钢铁生产工艺流程是极其高碳，它的基础原料深度依赖于焦煤（焦炭）、铁矿石和石灰石，是所谓的“长流程”炼钢。美国已有10年以上的时间在进行粗钢生产的原材料结构优化，减少或禁止废钢出口，大力减少铁矿石的应用，技术上尽量采用还原铁（HBI），把高排碳的工业过程留在海外。美国已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铁矿带附近建立和参股了若干大型还原铁工厂，如果不是近年来委内瑞拉政治和经济上动了美国制裁的“逆鳞”，还原铁业务必呈现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会进一步扩张繁荣。目前，我国河北敬业钢铁有限公司走在行业的前列，该公司近年来从澳大利亚进口还原铁，达到每年40万吨的规模。
数据显示，70%的美国钢铁生产和40%以上的欧洲粗钢产能已改进为短流程炼钢，即适用电炉(EAFS),用回收的废钢作为原料。如果对长流程高炉钢和短流程电炉钢适用不同的绿色标准，会抑制美欧钢铁企业的碳优势（carbon advantage）,而使长流程炼钢的的高排放被“错误”地归入“绿色”。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可以从工业发展升级的客观进程、后晋国家工业发展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绿色钢铁”的标准进行“道德再定义”。
三是多元化市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市场多元化，开拓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减少“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助力了中国标准、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发展。
以铝矾土为例，当前主流的几内亚矿CIF中国口岸为65美元~68美元/吨，澳大利亚矿CIF中国42美元~45美元/吨，价格最高的黑山矿到岸价94美元~98美元/吨，不同产地的矿含铝量、铝硅比不同，矿耗、碱耗也不同。黑山铝土矿每2吨（1.9吨）出1吨氧化铝，几内亚铝土矿耗比为2.6吨~2.7吨，马来西亚不洗矿要到3吨以上。国产本地矿碱耗200千克左右，最好的印尼矿用碱50千克~60千克，一般品质的印尼矿用碱120千克，而黑山矿单吨氧化铝碱耗40千克。整体来看，进口矿的液碱、石灰石耗量少，但矿价高。矿、碱、灰一般占氧化铝生产成本的70%，其他成本还包括港口杂费、短途运输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人员工资、资金利息、水费、电费、赤泥堆存维护费用等，国产氧化铝综合成本边际线为2600元~2800元/吨。
按照目前南方氧化铝2750元~2770元/吨、北方氧化铝价格2750元~2800元/吨的出厂成交水平看，中国小规模的氧化铝厂亏损50元~100元/吨很常见。如果这类中小型氧化铝企业持续承压亏损半年以上，其生存情况堪忧。综合来看，南方氧化铝厂还有利润，北方的河南、山西氧化铝厂多数亏钱，山东、河北、重庆的工厂少有盈利。这种“赚钱不多赚吆喝多”的脆弱微利的产业现状，在碳排放和“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的挤压下已经显得日渐吃力。所幸的是，魏桥集团、锦江集团、东方希望公司等部分大型铝企业已经突破上游产业的困境，且整合全产业链资源获得了丰厚而扎实的综合收益，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机理和动力。
宏观角度看，铝行业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它体现在GDP贡献、工业产值贡献、就业贡献等诸多方面。上游产业的短板，必须以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及中下游的突破来实现行业减排增效。铝产业链每一层级的绿色环境治理任重道远，它决定了产业能走多远，走得愈远附加值愈高，比如高纯铝材料的生产研发，比如铝箔在航天、军工领域电容、电极、电气上的应用；建筑用铝模板工艺；新能源汽车的一体化铸造，这是增加出口、平衡供需、可持续发展的立足基石。
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使钢铁和铝企业借助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的赋能，建立更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具备更高抗风险能力。数字化转型同时使钢企和铝企业从粗放型工业转变为清洁、节能型行业。我国钢铁、铝行业的数字化率不到30%，宝武集团、沙钢、莱钢永丰钢铁等企业在实践中已走到多数钢铝企业的前列，华为公司在“智慧矿山”、“智慧冶金”方面的前驱性实践也显示了巨大的生产力潜能。以钢铁生产数字化价值链环节做分解，诸多的价值机会有待挖掘，包括钢铁冶炼锅炉铁水硅稳定状态预测、产钢设备状态在线监测、无人浇钢和钢包智能追踪、订单自动化流程管理以及能源效率管理。
综上所述，“绿色钢铝贸易同盟”给中国钢铁和铝工业提出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它给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产业界、贸易及金融界提出了变的要求与不变的底气，以我为主，你中必须有我，我中可以有你，是我们思辨这个问题的初心、逻辑和底线。
